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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博物馆——一个特殊的东北农大
2015-04-20 09:02 徐建成 


    前些时候,我收到母校的邀请函,征求建设校史博物馆方面的建议。因为曾经担任东农50周年校庆筹委会办公室主任和60周年校庆筹委会秘书长,自认为对母校的历史了解多一些,于是斗胆应承下来。通过对设计方案征求意见稿的学习和对17日座谈会上同志们发表意见的消化理解,在筹建办同志大量卓有成效工作的基础上,谈一点自己的认识,谨供参考。
  首先,我想谈为什么应该建校史博物馆的问题。我认为,在今天的母校校园,应该存有“四个东农”,一个是占地150万平方米、80万平方米建筑、数千名教职员工和数万名学生的现实东农,一个是学校档案馆中存着的悄无声息的东农,一个是在离退休工作处的“宝贝东农”,还有一个是具有“存史、资政、育人、宣传”功能的校史博物馆。从第一个东农,我们可以见其生机勃勃,但不便了解其厚重的历史;第二个东农具有存史、资政、助研的功能,但却无法发挥育人、宣传功能;在离退休工作处那里存在的“老东农”,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些宝贝的离去,逐渐变得不完整了。我认为,一个办学历史较短的高校不必急于建校史博物馆,因为能说明白历史的人大部分都在。但像东农这样办学历史已过一个甲子的大学,无论是史料文物还是思想文化,都将随着一些人员的离世而不断流失,抢救工作便显得迫切了。这时候,建设一个校史博物馆,意义重大。
  无论是人类社会整体,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历史记忆,它就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也就不会知道自己是谁,就不清楚自己将走向何方。于是,就会出现花果山时期的“孙悟空现象”。同理,一所大学如果大量丧失历史记忆,就不能准确认识自己的存在,就很难对自己的未来发展作出科学的选择和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讲,建设校史博物馆十分必要。
  其次,我想就如何建设校史博物馆,谈几点具体建议。
  校史,是史学的一部分。书写历史者一般有两类人(我讲的是正史,不是野史)。一类人是史家,一类人是史官,前者写史尊重历史事实,后者写史遵从当前政治。我个人认为,写校史首先要尊重历史,然后才是从历史事实中挖掘对现实有价值东西,服务于现实发展的需要。因此,要从科学的视角出发,采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先“义理”,再“考据”,最后才是“辞章”,做一个有历史厚重感、可资政、可育人,并有文采的校史。
  讲校史,一定要有故事,切不可太骨感。就像我们学习历史,如果老师像讲故事一样讲历史,我们爱听,也能记住。一个没有故事的历史课不会受学生欢迎。如1988年学校40周年校庆时,刘达校长与骆承庠先生在主楼306会议室有这样一段对话,刘达说:“我把你请回来,让你受苦了。”骆承庠说:“你不也沾包了吗?”简短的对话,一下子把人们带到了1953年,想起了刘达在日本与来自台湾的骆承庠的偶遇,以及后面发生的故事。这段对话的背后,体现了老一代东农领导注重人才队伍建设,求贤若渴的精神;体现了海外学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新中国的向往;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体现了东农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之间的坦诚相见,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关心。同时也警示后人,决不能让“文革”的历史悲剧重演。
  写校史,一定要重视东农教育思想的凝炼。我们要特别注重总结提炼那些闪耀智慧、充满力量的教育思想,包括办学思想和理念,教学思想和理念等。如刘达校长的“办大学三件事,教授、房子和设备。”的“教授治学”思想,建王兆屯主楼要“五十年现代化,一百年不落后”的“百年树人”思想,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要“历史问题看现在,家庭问题看本人”的“社会主义政治家”风范。如许振英先生“人才培养属‘而’型”的“厚基础”思想。如王金陵先生“我是老泥鳅,你们是小泥鳅,我在你们中间一转,你们身上就有腥味了”的“老泥鳅理论”。如张立教先生“七八十分好学生”的思想,这样的学生不应试,不厌学;能守正,能出新。如果说校训、校风等只属于东农,那么上述思想不仅属于东农,也是人类共同的永恒财富。
  写校史,一定要挖掘东农的文化与传统。“文化就是共同记忆”。有共同记忆的就是校友,就是师生,就是同学。我认为,东农一直有创新的文化传统。以科研为例,建校初期,东农以“哈白猪”、“遥控拖拉机”、“东农大豆新品种”、“养猪自动线”、“微生物生产细菌肥料”五大科研成果闻名全国。有人说,养猪自动线一头猪也未养。那么大家是否知道,许振英先生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研究瘦肉型猪时,肥肉价格要高于瘦肉价格。但许先生认为,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一定要吃瘦肉,如果到那时再研究就晚了。于是就有了1984年人们大量需要瘦肉时,许先生的瘦肉型猪品种也育成了。再比如教学改革,学校从1984年就试行教师挂牌讲课,由学生自由选择教师,并开展了学年学分制改革。这些改革至今,不少高校还没有真正实行。这些都表明,东农从诞生之日起,就有了超前于社会需求开展教学、科研的传统,并形成了创新文化的积淀。这种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新文化,是高水平大学的重要标志。
  在校史博物馆设计思路上,要换位思考,努力将其建成一座开放式场馆。我们不要先想我们要建一个什么样的馆,而要先把自己摆到参观者的位置,想想自己喜欢一个什么样的馆。如果能设计建成一座师生和校外人士可以全天自由出入参观的校史博物馆,任人徜徉其中,馆内有故事、有思想、有文化,还有珍贵的史料文物和具体展具,让大家喜闻乐见,那么对校外人来讲,这是东农的宝库和名片;对于校内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讲,它就是培育东农人爱校荣校基因的重要基地。我知道,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东农有敢为人先的精神,要做就争取做最好。
  关于农业文化展部分,我认为应突出北大荒农业和黑土地文化特色。要把黑龙江农业在中国农业中的重要地位,共产党亲手在这里缔造第一所农业大学的战略决策,以及东农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与黑龙江农业的发展的内在联系体现出来。让参观者在了解黑土文化的同时,从东农发展看到黑龙江现代农业发展的缩影,使黑龙江农业在中国农业中的地位与东农在全国农业高校中的地位相互映衬,相得益彰,相映生辉。
  关于校史划分阶段的问题。我们虽然没必要刻意追求5年、10年、20年这种整齐划分,但有几个时间节点还是应给予重视。一个是1968年,一个是1978年,一个是1988年。我曾写过《东农的三个20年》,1948—1957年我称之为“蓬勃发展”,1958—1968年我称之为“曲折前进”,1968—1978年我称之为“颠沛流离”,1978—1988我称之为“恢复重建”。有人说“文革”是1966—1976年,划分发展阶段要服从国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段。我认为,校史断代可以与国史断代吻合,也有所不同,1966年爆发“文革”,但东农直到1968年末才被迫放弃家园。从1965年东农抵制“下迁农村风”到1968年流离失所,体现了老一代东农人敢于与错误运动抗争的精神,这是东农品格的展现。1976年“文革”结束,但受“左”的思想影响,东农直到1978年才被允许回哈择址重建,当其它高校在恢复高考后,开足马力挽回损失时,我们却被返回哈市办学难以实现的状况深深困扰着,东农比其它高校受到“文革”冲击都更为严重。到1988年校庆,我们才结束了边办学、边建校的历史,其中的辛酸苦辣又有谁能体会得到。
  最后,我想说的是关于东农优秀毕业生遴选问题。我个人的意见是要重视学术上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英模人物,官员则需优选一些学者型官员,突出其学术上的成绩。
  总之,我希望校史博物馆里的一切展示,包括文物、史料、物件、图片、文字等,应件件有故事,事事有人物、有思想、有精神,它承载着东农的历史文化传统,并发挥着传播思想、文化、精神的强大功能。
  以上建议有不当之处,恳请母校同仁批评指正。(本文作者系东农校友、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徐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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